一、加拿大的道教研究简介

加拿大对于中国宗教和中国道教的研究，直到1970年代才形成规模。而当时国际上的中国宗教和道教研究已经是热点之一了。

目录 1中国宗教研究会 2《中国宗教杂志》 3学者 3.1欧大年 3.1.1主要论文 3.2包士廉 3.2.1天主教神父时期 3.2.2成为道教研究学者 3.2.3主要著作 3.2.4研究的代表作 3.3秦家懿 3.3.1主要著作 3.4冉云华 4参考资料中国宗教研究会

1974年在美国宗教学会的中国宗教组开会时，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欧大年教授提出组织成立中国宗教研究会。1975年加拿大学者完成了研究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中国宗教研究会不仅得到许多学科的中国研究专家的承认，而且得到美国宗教学会和亚洲研究协会的批准。中国宗教研究会发起时，只有6个人，过了一年，参加的成员就达到了44人。经过十年，到1987年时，中国宗教研究会的会员就已经达到200人，据说，现已超过300人。参加加拿大的中国宗教研究会的学者，除了加拿大的以外，还有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中国宗教研究会除了自己组织学术活动外，主要是组织会员参加美国宗教学会和亚洲研究协会中国宗教组的活动。

《中国宗教杂志》

中国宗教研究会创办了自己的学术阵地。1976年至1977年，出版了《中国宗教研究会会讯》，共三期。1977年至1981年，《会讯》更名为《中国宗教研究会通报》，共六期。从1982年起至今，《通报》更名为《中国宗教杂志》，每年出版一期。《中国宗教研究会》以发表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论文为主，同时刊载书刊评介，特别是评价一些非英语的论著。除《中国宗教研究会》以外，中国宗教研究会还出版了《会讯》，每年二期，刊登一些让会员感兴趣的学术资讯。

学者欧大年

在中国宗教研究会和《中国宗教研究会》的活动中，出力最多的当推欧大年。欧大年（Daniel Lee Overmayer，1935－），1957年毕业于韦斯特曼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6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7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欧大年长年研究中国宗教，特别重视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主要著作有《民间佛教：传统中国晚期的异端教派》、《中国宗教》。

主要论文

《中国民间宗教中的二元论和冲突》、《二者择一：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宝卷在16至17世纪中国民间宗教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之我见》、《明清宝卷在中国宗教文学中的价值》、《中国最古老教派的经文：佛说皇极结果宝卷，1943年》，等等。

 

包士廉天主教神父时期

在加拿大的中国宗教研究会和《中国宗教杂志》中，另一位出力最多的学者是包士廉。包士廉原名朱利安．帕斯（JulianPas），出生于比利时，现任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宗教研究系教授。包士廉原是一名天主教神父。当它献身天主时，他信仰的天主教的家庭和居住的村镇，无不为他自豪而欢庆。1959年包士廉受罗马教廷派遣到台湾传教，在新竹华语学院学习汉语二年，以后就在台中神学院任教，并在台中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同中国普通民众的宗教生活有了密切的接触。包士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喜欢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包士廉在回忆这一时期的传教生活时曾说：「我对于原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一些基本的天主教教义，开始有了怀疑；同时，也对教会的某些规定和原则起疑」，「我对『天主教以外是没有办法得救也不能享受到永生』的想法逐渐转变，而开始感觉到千千万万友善的中国人一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信仰，总不可能全部被打下地狱吧」。包士廉为了得到心灵的安宁，「全部的精力贯注在工作和祈祷上，希望能够克服这类的困难」，但是，「挣扎的结果是白费了；我热爱跟台湾的***一起工作，同时感觉到我的理想与奋斗根本不切实际」。于是，在1966年，包士廉回到了比利时，决定不再做一名天主教传教士。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候，罗马教廷批准他离职。

成为道教研究学者

接着，包士廉和他的台湾的未婚妻结了婚，移居加拿大，攻读「比较宗教学」的博士学位，并在加拿大中西部的萨斯喀通市开始教学生涯。1975年，包士廉应邀赴台湾的东海大学任教，同年在台中拜道士林正祺为师，开始入道门研习道教经典和科仪。1978年，台湾的张源先在台中城隍庙为包士廉举行了授「三五都功」经箓的奏职仪式，包士廉遂成为又一名正式授职授箓的外国道士。1984年，包士廉曾到中国大陆考察，1985年，他还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道教仪轨和音乐的研讨会。1994年至1995年，包士廉又赴台湾考察中国宗教的发展状况，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文化背景主要是根据中国大陆而来」。

主要著作

《道教书目选》、《再论中国宗教》、《庄子的文章》、《新光的象征：道教分灯科仪与基督教复活节烛光圣化的比较研究》、《消灾仪式》、《导论：转变中的中国宗教》、《道观礼拜和民间宗教的复兴》、《地狱游记：一个赴地狱法庭神秘游历的新报告》、《中国新年贺卡中的宗教色彩》等，主编了论文集《今日中国之宗教》，与人合作翻译了法国罗比萘教授的著作《道士的存思》等。

近年来，包士廉作为中国宗教研究会的副主席和《中国宗教杂志》的主编，在组织学术活动和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对于推动加拿大的汉学研究和道教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包士廉的学术兴趣是多方面的。他的研究牵涉到中国宗教文化的许多领栏位。到过包士廉在加拿大的居所的人都说，包士廉的家就是一个中国民俗宗教文化的博物馆。正如他一直说的，他热爱中国文化。

研究的代表作

《新光的象征：道教分灯科仪与基督教复活节烛光圣化的比较研究》和《消灾仪式》。前文发表于《英国皇家亚洲协会香港分会杂志》，后者则是包士廉参加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道教仪轨及音乐研讨会」的论文。《新光的象征：道教分灯科仪与基督教复活节烛光圣化的比较研究》一文分为四个部分：

道教分灯科仪基督教的火祭和复活节的蜡烛比较和对照要点假设和结论

在有关道教分灯科仪的叙述中，包士廉成分采用了美国夏威夷大学苏海涵教授和法国高等研究院的施舟人教授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分灯科仪的意义和仪式构成。在「基督教的火祭和复活节的蜡烛」中，包士廉根据基督教的经典和神学家的阐述，分析了基督教仪式的过程。

在「比较和对照要点」中，包士廉从五个方面比较两个宗教的两中仪式，这五个方面是：

仪式的标签取得新火的方法三位一体的程式光明的行进和礼拜仪式的构造

对于文章采用的比较方法，包士廉有个叙述，「光明象征在它的各个方面就象是一个模型。与其一样的是水的象征，在宗教和人类学文献中，水的象征也是常见的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在二元系统之中，光明和黑暗之间有时是泾渭分明的。光明被视作神圣的散射，它是神圣、纯洁和生命的象征。黑暗则是罪恶、妖魔、污秽和死亡的象征」。

包士廉选择道教分灯科仪和基督教复活节烛光圣化仪式进行比较，就是因为这两个仪式都使用新火和新光，都属于光明象征的模型的产物。包士廉认为光明象征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进行讨论，不过，他「喜欢从两个明显没有联系的礼拜仪式传统中找到一个特别的主题：它们不仅呈现于我们一个明显类似的事物，而且无论在意义方面或者在仪式的具体表现上都非常相似的。一个例子就是道教的分灯科仪，第二个例子就是在复活节星期日的前夜天主教的复活烛光作为新火献祭组成的仪式」。

包士廉这一比较方法、比较物件和比较的切入点选择，应该说，都是合理的、有意义的。

这一比较的结果，自然就是在「假设和结论」部分的第一个结论，「首先是仪式本身，在它的原初意义上，那就是，太阳给予生命力量的庆典，在春分之日万物回到胜利成长的过程中。这个仪式必须被视作一个原始模型，并且在每个主要传统中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现象给以解释」。以光明象征作为模型，在地中海文明传统中和在黄河文明传统中发现两个意义类似和仪式过程类似的独立的现象，这样一种比较研究的本身，就给世界宗教人类学研究增添了有价值的内容。

不过，在「假设和结论」部分，包士廉又提出第二个结论：「一个历史的假设是基督教影响过道教的分灯科仪」。这个历史的假说无疑是过分大胆了，因此，国际学术界很少有人响应。对于分灯科仪作过认真研究的苏海涵和施舟人，也是出身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家庭。他们对于基督教复活节的仪式和地中海文化传统也是十分熟悉的。

估计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赞成道教分灯科仪受到基督教影响的说法。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基督教确实在唐代曾经传入我国，但是景教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宗教生活影响并不大。没有材料可以作为景教仪式影响道教科仪的依据。因此，包士廉的「历史的假设」也只能是大胆的历史假设，而并非是历史的真实。不过，对于文章的第一个结论，对于包士廉的比较研究、对照和分析，人们仍然会有兴趣，因为它叙述在人类文明的不同传统中生活的人们，他们都把追求光明的愿望融化到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光明的象征系统和仪式行为，并且世世代代寄托著自己对于光明的理想和对于黑暗的诅咒。

秦家懿

秦家懿（Julia Ching，1934－）是中国江苏无锡人，出生上海，现为多伦多大学的中国哲学教授，专治宋明理学。

主要著作

《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与汉斯．孔合著）、《王阳明「四句教」之善》、《朱熹与道教》。其中《朱熹与道教》一文是秦家懿来华参加朱熹学术思想讨论会的论文，文章主要研究朱熹「他对于道教的认识与评价，与道教对于他的影响」。秦家懿认为「朱熹对于老庄的批评，不及他对于佛教（尤其禅宗）的责斥」，「朱熹一方面，承认正当的『鬼神』，可受官家的祭祀。

另一方面，又亟力反对『淫祀』（不合法的祠庙）与其所尊的鬼神」。「朱熹并不全盘反对长生之术，不过也确是有所保留」。从这些方面看，朱熹并未全盘否定道教。秦家懿又指出朱熹批评道教不看老庄之书，批评道教模仿佛教的「三身」而衍生「三清」，批评道教置「老子」于昊天上帝之上，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朱熹批评道教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至于道教对朱熹的影响，秦家懿认为朱熹「他的宇宙论，实有得自道家与道教的地方。虽然他也加以改造，并加强道教所说的话的哲理性。又将它与自己的其它学说，连贯起来。另外，他又整理了《道藏》的两本书，为道教的研究也作了贡献」。秦家懿说的两本书，就是指《周易参同契考异》和《阴符经考异》。令人感兴趣的《周易参同契考异》的作者署名为「空同道士」。秦家懿认为「『空同道士』的标签，有何意义，笔者不敢断言。但是，我大致认为，『空同』可能是表示朱熹并非『真道士』的意思」。以「空同道士」为假道士，这也是诸种解释中的一种。

冉云华

冉云华（JanYun-hua，1923－），出生于中国四川省。1948年四川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946年在印度的维斯瓦巴赖提大学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1967年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研究系任助理教授，1969年任副教授，1976年任教授，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研究系主任。退休后，被授予荣誉退休教授称号。1979年以后，冉云华多次访问过祖国大陆，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有学术交流往来。冉云华热爱祖国文化，态度友好，观点客观公允。

对中国道教研究的观点

1991年12月21日，在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办的「两岸宗教与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上，冉云华应邀就「两岸宗教文化与目前学术交流」作了即席的主题演讲。演讲说到「大陆学者们做的事情，从学术界来讲，主要地做了一些基础工作。这些基础工作，不只是对未来大陆的学术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对我们在海外、台湾，也有可以借镜之处」。冉云华说到的基础工作，包括有大型工具书的编写，大部头宗教文献总集的编印，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如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和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的出版，以及对少数民族宗教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这些基础工作，冉云华感慨「就有这么多的成就」，其中某些研究「也许大陆现在是领先，甚至于超过日本」。而所谓「借镜之处」，正是对台湾学术界追求「标新立异」和「哗众取宠」的不良学风的批评。

早期对佛教的研究

冉云华的宗教研究初期着重于佛教，大约从1970年代起就陆续有研究道教的论文见世。他的主要著作有《公元581至906年的中国佛教编年史》、《中国佛教的变迁》、《唐时期有关印度的佛教》等等。

主要论文

《道的问题和〈道德经〉》、《道教帛书简目》、《道教的帛书》、《道原或道：起源》、《道，原则和法律》、《作为佛性的思想：佛教禅宗的完全纯粹的概念》、《中国的宗教状况和佛道教研究》、《北宗禅籍拾遗──记寂和尚偈》、《敦煌文献中的「无念」思想》、《文化事物和宗教同一：研究道教之神一例》、《人与宇宙之沟通：道教音乐的哲学基础》、《近年来中国的宗教研究的研究成果》、《黄老道中人的本质及其宇宙基础》等等。冉云华的著作和论文，大部分是用语文写作的。

道教研究论文

《人与宇宙之沟通：道教音乐的哲学基础》。这篇英文论文是冉云华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道教仪轨及音乐研讨会」发表的论文。在论文的一开头，冉云华就说到，「和中国文化的其它部分相比较，道教音乐是研究得最少的，而这个音乐的哲学意义在当代学者中甚至没有触及过。这样一种落后的原因，令人遗憾的，部分是因为现在学术界讨论道教哲学，所注意到的时常首先只是哲学著作，例如：《老子》和《庄子》，而对于音乐则视其为非文化的所以不感兴趣。另外，在那些著名的道教研究著作中，作者虽然知道音乐作为宗教仪式的一个完整的部分，不过对于它的哲学意义却很少有人提出问题。本文以《太平经》中有关音乐的部分作为一个例子来叙述，这表明当代学术界几十年来已经注意到这些经文，却至今没有一个人研究过这些已经发表了的材料」。冉云华发出这样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文章并没有甚么新的独家占有的材料。文章引用的全部材料就是二十余年前出版的《太平经合校》。冉云华集中讨论的就是《太平经合校》的卷一百十六的「某诀第二百四」，在中华书局版的629页至646页。此诀的要旨就是「音乐当所动发前后得天地人心意以致太平除灾奸致和气」。

对《太平经》的音乐哲学研究的结论

「《太平经》认为音乐是快乐的表示。音乐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声的艺术和善事。快乐是健康的生命，它不仅在世界和宇宙中存在，并且渗透到所有的物体和事情之中，也就是自然的现象。声音和旋律是音乐『说话的语言』，和谐在音乐中是关键的字眼。和谐的声音的感染是音乐的力量。当快乐通过音乐的声音表现出来，声音有能力让其它类似的世界生命进入运动，并且因而鼓舞和促使他们变得快乐。当一个人，世界的或者宇宙的，是高兴的，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分享和参与到这个快乐之中。

人和宇宙之间的桥梁就是由音乐的声音和力量建立起来的。宗教音乐同其它种类的音乐承担著某些共同的特征，它们是声音的魔力、娱乐和高兴。同时，宗教音乐又不同于其它种类的音乐，除去技术熟练外，宗教知识对于建设这座桥梁也是必要的。在桥梁的构建中，或者成功，或者失败，个人的才能时常是决定性的。这个知识包括有不同生命的分别、助长和遏止。关于这些生命的任何误解和变动，将不仅导致建设通神的桥梁的失败，而且甚至有能力给人和世界带来灾难。然而，如果有魔力的音乐由演奏者胜任地和谐地在正确的时间演奏，那么世界就可能得到和平与繁荣，快乐与好运。通过它的影响，作为其结果，就会获得和宇宙的交流。这就是《太平经》所说的音乐的目的」。

冉云华指出，「绝大多数中国文化的学者们都知道，音乐具有影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力量。它的力量就是调和天地，包括社会。这一点和古代中国的音乐哲学是相同的。《太平经》在这一点上，同其它中国哲学也是一致的。然而，太平的生命和它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有形示意，关于条件的强调，音乐的宗教知识，生命的分类及其各自的外表等等，在《太平经》中都是音乐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冉云华文章的最后概括说，「简言之，音乐有力量为人和宇宙架起一座桥梁，这是好事也是有益的。它仅仅是正确的演奏者可能成功的。宁静、平安、长寿和昌盛是道教音乐的目标。如果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事，我们也会去建设这样一座桥梁，因为这是乐观的和充满希望的，而这就是道教的宗教哲学的全部精神所在」。

《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中国香港）《关系我》（第56期，高雄市文化院，1995年，台湾高雄）

 

 

二、日本的道教研究简介

目录 1开创期的道教研究（十九世纪后期至1920、1930年代） 1.1该时期的学者 1.1.1小柳司气太 1.2为政治、军事服务期的道教研究（1920至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3该时期的学者 1.3.1福井康顺 1.3.2吉冈义丰 2战后恢复期的道教研究（1945年9月─1972年） 2.1研究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 2.2研究从民间信仰的角度 2.3研究从道教方术的角度 2.4研究从多国比较的角度 3***期的道教研究（1973年─） 3.1研究的国际化 3.2研究学者增加 3.3道教学的独立 3.4新材料的发现 3.5研究范围的扩大 3.6该时期的学者 4总结 5参考资料 6注释开创期的道教研究（十九世纪后期至1920、1930年代）

日本的道教研究开创时期，从事道教研究的都是汉学家和一些「中国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朝野把目光投向隔海相望的中国土地上的资源和市场，因此，日本开始重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当时的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还称中国过去的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武内义雄的《老子原始（其人和著作）》，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发展》，幸田露伴的《道教思想》，小柳司气太的《东洋思想研究》、《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洋思想研究续编》、《老庄思想和道教》等等。

该时期的学者小柳司气太

小柳司气太（1870－1940年），日本佛教僧侣。1894年修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21年以《朱子的哲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在中国期间，小柳司气太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取得了道教宫观生活的第一手资料。1923年，小柳司气太以授课讲义为底本写成了《道教概说》，出版后不久，就由商务印书馆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小柳司气太的主要贡献是：收集和整理了大量道教的历史资料，开始运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像研究其他宗教一样，不带偏见地研究中国的道教。

小柳司气太提出的许多观点，诸如：道教起源于神仙家、上古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道教发展史可以区分为开创期、完成期、唐宋期、分派期和衰亡期等，至今仍有影响。

小柳司气太的研究的明显缺点是：将道教研究局限在道教自身的范围之中，还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因此很少去探索道教和社会政治、道教和科学文化的关系以及道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

为政治、军事服务期的道教研究（1920至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从1930年代起，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对华侵略的步伐，日本的道教研究也纳入了对华战争的需要。设在沈阳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和设在上海的「东亚研究所」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风俗和宗教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收集了大量侵华战争需要的情报。其调查研究的成果就包含在战后出版的《中国农村风俗调查》（六卷本）中。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些学者仍然从事著严肃的宗教研究，包括道教研究。作为这一时期的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的《道教的经典》、《功过格》，五十岚贤隆的《太清宫志》，橘朴的《中国思想研究》、《道教和神话传说》，福井康顺的《太平经的一个考证》、《道教的基础研究》、《东洋思想史研究》，吉冈义丰的《道教的实态》、《道教研究》、《道教经典史论》、《道教和佛教》（多卷本），等等。这些代表著作中有些出版在战后。

 

该时期的学者福井康顺

福井康顺（1898－1991年），日本佛教僧侣。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并在该校大学院修业完毕后，到中国留学，师承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年）。津田左右吉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任研究员，后因著作中比较客观地论述日本古代史，被诬侵犯皇室尊严而判罪。他的一些古代史研究著作也被禁止发行。津田左右吉的史学观点和治学方法对福井康顺有明显的影响。福井康顺以《道教的研究》一书获文学博士学位，著有《灵宝经的研究》、《列仙传考》、《老子道德经序诀的形成》等论著，1987年出版了《福井康顺全集》（六卷）。福井康顺之子福井文雅是当代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福井康顺的研究方法的最好的承继人当推吉冈义丰。

吉冈义丰

吉冈义丰（1916－1979年），毕业于智山专门学校（今大正大学），在中国学习期间，曾继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了北京白云观。他写的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公认为具有珍贵价值的亲身体验。福井康顺和吉冈义丰，他们都比较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将道教附属于儒、佛的观点，而是将道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系统来研究。并且其道教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即道教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大到了历史、考古、文献、方志和年表等方面。他们的研究方法比较严谨，明显地受到我国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影响，其对于《道藏》的历史以及《灵宝经》、《周易参同契》、《列仙传》等研究都是旁征博引，互相参照，细致考证，钩稽异同，言必有据，多有发见的。但是，他们的研究眼光只是局限在宫观中的和书本上的道教，方法上也由于过分重视考据，因此还没有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尚未来得及深入到道教在中国社会、文化、科技和民俗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

战后恢复期的道教研究（1945年9月─1972年）

这一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爆发，世界范围的对华研究的加强。同时，战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于综合研究的重视，日本道教研究迅速得到恢复，并且有了许多发展。这一恢复和发展的标志是1950年日本成立了日本道教学会。

日本道教学会在它的成立声明中称：「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对每个东亚专家来说，特别是汉学家，它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的。考虑到对于中国作系统研究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视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但是，如果没有对东亚其他宗教的广泛研究以及对其他学科的相应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在详细调查了道教研究的现状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把原来属于日本的中国佛教史学会的道教学者都吸收进来并固定在日本道教学会之中。据报道，现在日本道教学会已有会员达600余人。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机关刊物《东方宗教》，持续刊行至今。从1989年起，日本道教学会开始颁发每二年一次的日本道教学会奖，奖励年轻的新研究者。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学者和著作，除了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及其著作以外，还有：金谷治的《老庄的世界──淮南子的思想》，木村英一的《中国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编》、《六朝宗教史》，大渊忍尔的《道教史研究》、《敦煌道经目录》，酒井忠夫的《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研究》、《中国善书研究》，泽田瑞穗的《增补宝卷研究》、《校注破邪详辩》，福永光司的《庄子》、《老子》、《气的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道教的镜与剑》，洼德忠的《庚申信仰的研究》、《庚申信仰的研究──岛屿篇》、《道教史》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人们不难看到战后恢复期的日本道教研究出现了四个特点：

研究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

第一，对于道教历史的研究已经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到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例如：著名的六朝史专家宫川尚志教授对于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研究，大渊忍尔教授的《黄巾的叛乱和五斗米道》，洼德忠教授的《中国的宗教改革》中对于全真教出现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的探索，以及其他作者写的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的研究文章。这些著作都把道教现象作为农民阶级或者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的社会运动来研究和讨论，结果就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宗教外衣的分析。宫川尚志就分析过道教之所以称为庶民宗教，就是因为六朝时期的道教传道人，大多出自寒门。这个寒门阶层中的叛逆者，利用图谶自称为帝。以张陵、张鲁、张角为代表的道教教团也是如此。以宫川尚志为代表的论点代表了一种关于道教社会作用的有意义的新论点。

研究从民间信仰的角度

第二，对于道教史的研究已经从一般的书面文献研究深入到从它同现实的民间信仰、迷信、风俗、节庆等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例如：著名的洼德忠教授对于中国民间信仰作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调查，像灶神、城隍、土地和后土信仰的调查，就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宗教信仰习惯的认识。洼德忠（1913－），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战后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退休后历任驹泽大学教授和大正大学教授。他在连续七次印刷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就日本本土、冲绳和朝鲜南部的「守庚申」民俗作了广泛的调查和比较研究，指出这一民俗出自中国道教。洼德忠教授的著作不仅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道教，而且对于道教在东北亚、东南亚的传播研究也作了重要的贡献。洼德忠教授在他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编写的《道教史》一书，被收在山川出版社的《世界宗教史丛书》之中，并已出版了中译本。由于它比较多地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与以前的道教史著作相比更加生动。

研究从道教方术的角度

第三，对于道教的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道教多种多样的方术，诸如：医学、药物学、炼丹术以及道教的法术，连同占卜、占星、堪舆等等，进行观察和分析研究。道教的炼丹术就是追求长生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非科学的方术作为道教的宗教活动形式一直传承不止。这些非科学的方术，被一般人称为迷信。这一时期中，日本加强了道教和科学的关系研究，并以此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对于加深对道教本质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薮内清以及他周围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和《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为日本的道教研究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在1930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等等。在1960年代，宫川尚志对于陶弘景的研究，其观点有了发展，认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种学说的综合家。在1970年代，由緟内清主持的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中发表有赤堀昭的论文《陶弘景和〈集注本草〉》，论文指出陶弘景的隐居只是一般地追随六朝时代的社会潮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列身于官僚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思想渗透进了道教的体系，而且是由道、佛、医、药和天文等等范围广阔的思想所构成的。

研究从多国比较的角度

第四，对于道教的研究深入到了从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二次大战以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以及道教对海外华人至今具有的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道家和道教思想的学者福永光司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道教对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的研究论著。福永光司（1918－），194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自青年时代起就对中国哲学思想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无奈随军下南洋时，随身戎装中，一直带着一部《庄子》。战后，福永光司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福永光司教授在他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期间发表的《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一文中，指出了道教具有完整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

正是从这一科学而客观的立场出发，福永光司教授一反过去日本学者鄙视道教的立场，发表了有关日本的天皇制度和社会文化同道教的关系的论著，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道教和古代的天皇制》等书籍。其中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所作的客观而令人信服的研究是日本学术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福永光司的研究，在日本，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在日本的史学界、道教学界中，曾经引起过不少争论。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福永光司教授的研究，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对于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传播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期的道教研究（1973年─）

1972年9月，中国和日本恢复了邦交关系。日本学者的道教研究的视野和兴趣、目的都有一些发展和变化。日本道教研究的***期的主要特点有：

研究的国际化

1972年以前，日本道教研究与欧美的道教研究接触交流比较少。196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就没有日本学者参加。1972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日本的道教学者进入了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同欧美各国的道教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道教研究的国际交流非常兴盛。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大量材料，并且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有不少第一流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考领域。

研究学者增加

日中邦交恢复以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关心程度大增。因此，对道教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35周年纪念讨论会上主要发言人中有7名学者的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的4名，最年轻的只有32岁。近年来，除日本道教学会以外，日本各地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团体，如：大正大学的「道教谈话会」，关西地区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以及关东地区的「道教文化研究会」等。

道教学的独立

日本道教研究长期依附于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之中。1974年，京都大学的福永光司教授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习，首次开设了「道教学」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新一代学者。到了1983年，在第31届国际东洋学会上建立了「儒教和道教」作为独立的第四部会。1985年，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题为「道教和日本文化」的日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召开了「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讨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不论在日本或者是在世界范围，道教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

新材料的发现

多次重印的《道藏》、《续道藏》和《道藏辑要》，为道教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关于敦煌文书的目录和图录也相继整理出版，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以及其他帛书文献的发现和出版，对于道教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研究范围的扩大

日本的道教研究原来比较著重经典和历史。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大陆道教、台湾道教、香港道教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道教，都已成为日本的道教研究的新对象。同时，开始重视对于道教科仪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早稻田大学的福井文雅的《中国思想研究和现状》、《欧美的东方学研究和比较论》、《道教的历史和构造》等；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的《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演剧》、《中国巫系演剧研究》等；东京大学教授蜂屋邦夫的《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中国的道教──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金代道教研究》等；京都大学教授麦谷邦夫的《道家、道教中的气》、《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及其它》、《老子想尔注索引》、《真诰索引》等。

该时期的学者蜂屋邦夫

蜂屋邦夫（1938─），196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6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原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退休后任大东文化学院教授。蜂屋邦夫的专业活动原来集中在中国思想史，著有《仪礼士冠疏》、《仪礼士昏疏》、《关于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读老庄》等。1980年代以后，蜂屋邦夫多次访问中国，亲眼看到中国大陆道教的复苏，于是，对于道教倍加关心。1987和1988年，蜂屋邦夫两次到中国调查，在1990年发表了《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1990年以后，又四次来中国调查，在1995年发表了《中国的道教──它的活动和道观的现状》。蜂屋邦夫认为，「同佛教寺院相比较，道教的特色呈现出外观的多样性。以殿的配置、联额的表现和祭神的组合等情况而言，在八十所道观中各有个性。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总体的具象。以道士的信仰和生活等内层方面而言，它们似乎没有像可以见到的道观的外在方面那样有显著的不同点。但是，就主要神格的地域特色、交流地区的范围和信徒朝拜情况，以及道士的生活面而言，各个道观也是有程度不同的特色的。」[1]

麦谷邦夫

麦谷邦夫（1948─），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系，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专业是中国思想史，一直以中国道教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著述有：《陶弘景年谱考略》、《初期道教中的救济思想》、《南北朝隋唐初道教教义学管窥》、《道教中的各种天界说》、《道家、道教的气》等。从1974年起，麦谷邦夫就在道教研究中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道教经籍索引。已经出版的就有《老子想尔注索引》和《真诰索引》等，极大地方便了各国学者的道教研究工作。

丸山宏

丸山宏（1959─），毕业于筑波大学比较文化学科，1989年取得筑波大学大学院历史人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单位。现任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丸山宏曾多次赴台湾考察道教仪礼。由于语言才能出色，能说普通话、闽南话和英语，能阅读法语文献，因此，在道教研究中视野开阔，并且力图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时又注意吸取传统研究方法的优点。在日本新一代道教研究学者中，丸山宏著作丰硕，立论稳妥，颇为令人注目。他的《玉坛发表科仪考──台南道教仪礼的历史谱系探索》，发表于1991年，当时他年仅三十二岁。此文在1991年获得了日本道教学会颁发的第一届道教学会奖。由本田济教授签署的「评审结果报告」指出，「该论文在对于当今台***南县和高雄县的正一派道士进行的玉坛发表仪式进行精密调查的基础上，对于行仪技法上溯至古代东晋，特别是对其最具特征的取天气罡法的研究，以文献证明它与宋代开始的天心正法相一致。也就是说，该论文是以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相结合而组成的。根据实地调查进行研究，以前也是有过的。但是，该论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组合了历史文献的验证。就这一点而言，它开拓了以前研究中未曾见过的新的方法论」。

总结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按照道教文化综合体的特点，其独立的道教学大致已经形成十个门类：

关于道教的一般著作；道教史；道教和民俗、信仰、历法，道教和文学；道教和科学；道教和儒教、佛教；道教思想和哲学；道教经典和文献研究；道教的传播；道观、道士和科仪、节庆；学术动向。

在***期中，日本道教研究的重点，在思想史方面是三教关系史的研究、「气」的研究、道教定义的研究；在道教经典方面是道藏研究、道藏目录的编制、道教文献、敦煌出土文书、道教史料和新修道藏的问题；在道教文学方面是确定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在道教民俗方面是重点调查中国大陆的民俗、道教仪礼以及文献和仪礼实际的比较研究；在道教和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面是加强炼丹术和养生术的研究。因此，这一***期的研究规模比较过去要大得多。

三、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有哪些专业

一、文学院

宗教研究、翻译学、视觉文化研究、神道学、人类学、佛教研究、汉语语言学及语言获得、基督教研究、比较及公众历史学、文化管理、英语应用语言学、英语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语言学、音乐学。

二、教育学院

幼儿教育、教育学、体育学、运动科学。

三、工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信息工程、电子商务与物流技术、电子工程、金融科技、机械与自动化工程、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

四、商学院

会计学、工商管理、商业分析、金融学、资讯与科技管理、管理学、房地产及旅游资产管理、市场营销。

五、理学院

生物化学及生物医学、数学、认证化学、营养食品科学和技术、物理学。

六、医学院

中医学、护理科学、公共健康、运动医学及健康科学、流行病与生物统计学、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消化疾病学、肌骨骼医学康复及老年骨科。

七、法学院

中国商业法、普通法、能源及环境法、国际经济法。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香港中文大学